答：俄罗斯所谓的“保证”克里米亚地区，以及塞瓦斯托波尔市人权和自由，法律上它们是毫无意义的，事实上也纯粹是口头说说而已。乌克兰和克里米亚鞑靼活动家失踪就很好地证明了俄罗斯对不承认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的克里米亚鞑靼人、乌克兰人和其它民族代表的所谓“保护”。

三月，克里米亚鞑靼人雷沙特·阿梅特、阿布·优素福、努里·苏莱曼等遭绑架。参与反俄集会的雷·阿梅特在失踪2周后尸体被找到，并且尸体上有受过酷刑的痕迹。9月29日失踪的艾德马·阿桑诺夫在10月6日被发现吊死于叶夫帕托里亚附近一个废弃的疗养院里。10月14日辛菲罗波尔附近发现前夜失踪的克里米亚鞑靼人别里亚尔·比利亚洛夫已死亡。塞瓦斯托波尔居民、民主运动活动家、三月份和列昂尼德·科尔热一同失踪的瓦西里·切尔内什依旧生死未卜。

据穆斯塔法·杰米列夫说，自克里米亚被并入俄罗斯以来已有18名克里米亚鞑靼人杳无音讯。克里米亚人权实地考察委员会资料显示，许多反对俄罗斯侵占的人们遭到酷刑和虐待。公开使用母语交流的乌克兰人和克里米亚鞑靼人同样遭到身体暴力。三月底，年仅14岁的克里米亚鞑靼人、辛菲罗波尔区居民阿克-梅切齐因用母语通电话遭袭击。四月，16岁的乌克兰人玛尔卡·伊万纽卡在回家的路上被所谓的“警察”殴打致死。

这样的悲惨事例数不胜数。

在这种情况下，“克里米亚自卫队”的活动明显是恐吓的工具和克里米亚人权遭侵犯的主要来源之一。他们的行为往往不仅具有侮辱和威胁性，而且还扣押、没收和毁坏财产，残杀包括媒体代表在内的人民。通过《克里米亚共和国民兵组织与人民纠察队法》将其活动合法化更加加剧这一局势。

谈到言论自由，请注意，克里米亚实际上已经没有乌语平面媒体，克里米亚电视台是之前4家乌克兰节目电视台中仅剩的一家！还记录到封锁乌克兰语网站事件。损坏和没收记者的工作设备，“自卫队”对记者采取武力并非法扣留，以及解雇、以“极端主义”为由带至联邦安全局进行审讯、禁止进入克里米亚、法庭迫害、查封财产等事实造成许多记者被迫停止专业活动或者离开克里米亚以避免危险。

目前，当地居民严重关切捏造的刑事诉讼、非法拘留、劫持和使用武力等事件。这些关切不无根据：5月11日在辛菲罗波尔扣留了乌克兰著名导演奥列格·先佐夫和另外三名乌克兰公民（根纳季·阿法纳西耶夫，阿列克谢·契尔尼，亚历山大·科尔琴科），他们被捏造罪名并且至今仍被扣押在俄罗斯。

乌克兰人和克里米亚鞑靼人和平集会和结社的权利受到长期禁止。此外，根据本质为镇压性质的俄罗斯法律，对自然人因触犯公共活动进行的惩处是最严厉的处罚之一。各社会团体的活动因繁琐的报表、《外国代理》条例和所谓的“政治活动”限制而变得复杂。

由于禁止一些人进入克里米亚，其中包括克里米亚鞑靼社团领导人穆斯塔法·杰米列夫和雷法特·丘巴罗夫，进出半岛的自由遭到限制。

但是，受到最多触犯的似乎是穆斯林和基辅东正教教徒的意愿和宗教信仰自由。塞瓦斯托波尔，克拉斯诺彼列科普斯克，刻赤和别列瓦尔诺村等地的基辅东正教教堂都遭关闭。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和当地政府还对神职人员施加压力。克里米亚政府的系列措施（在清真寺和学校搜捕穆斯林、搜索伊斯兰“被禁止的”“极端主义”文学、建立塔夫利达伊斯兰自制中央宗教组织）导致局势恶化并加剧了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激进化进程。

由于这种压力，截至今天有约20000名公民从克里米亚迁往乌克兰大陆，其中有5000多名儿童。对于留在克里米亚的乌克兰公民，占领当局采用了所谓“自动国籍”原则，即截至2014年3月18日长期居住在半岛的克里米亚居民自动获得俄罗斯联邦国籍，他们可以有几周时间拒绝俄罗斯国籍，但是整个半岛上只有3个站点接收相关申请。没来得及或者忽略了拒绝俄罗斯国籍的抗议标志的人们陷入了艰难的境地。

乌克兰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很明确：因为侵占克里米亚是非法的，强制大量赋予被占领的克里米亚居民（其中包括克里米亚鞑靼人）俄罗斯国籍本身也是非法的。这违反国际法的所有有关规定和原则，包括1930年的《海牙公约》。

因此，我想强调的是，俄罗斯临时占领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导致该地人权遭到大规模和系统的侵犯。俄罗斯的推广过程中最敏感的群体是克里米亚鞑靼人和乌克兰人。这种灾难性局面的关键原因在于：

- 缺乏对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犯罪行为的国际监督；

- 在被占领地区强制推广俄罗斯联邦的镇压性法律；

- 俄罗斯实施不包容的歧视性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以及宣传仇外心理、反犹太主义、种族主义、新纳粹主义、极端主义；

- 俄罗斯占领当局对克里米亚亲俄势力的犯罪行为实施“默许”和“有罪不罚”的包容原则。

总体来说，现在克里米亚对整个乌克兰民族来说都是——心灵和身体上的疼痛。最糟糕的是，当面对侵占者可怕的犬儒主义时，我们还不具备能力独立地改变这一状况，因此我们真诚地期待所有有着良好意愿的人们和乌克兰的合作伙伴（包括中国在内）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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